爱体育,爱体育官方网站,爱体育APP下载本研究探讨了在跑步赛事之后，参与者的幸福感从享乐（即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和实现（即投入度、人际关系、意义感和成就感）两个角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为慈善而跑的跑者之间有何不同。研究收集了2024年雷克雅未克马拉松180名参与者的数据，并采用重复测量协方差分析 (ANCOVA) 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赛事结束后，参与者的积极情绪和成就感均有所增加；其中，为慈善而跑的参与者在“投入度”上得到了显著提升，而其他参与者则没有。研究结果证明了体育赛事参与及其与慈善元素的互动，会在特定维度上引起幸福感的变化。在实践中，赛事组织者可以通过以目标为导向的赛事设计来增强参与者的积极情绪和成就感；而慈善元素可以通过将个人参与同有意义的社会影响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强跑者的投入度。

　　举办大众参与型体育赛事（例如跑步、自行车和铁人三项）不仅能为当地社区提供提升目的地形象、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等好处，还能建立社会资本。除此以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积极的赛事体验能够显著促进参与者的幸福感。

　　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享乐主义”的幸福感指标（如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很少有研究采用时间视角去探索参与赛事如何导致幸福感的动态变化。此外，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始强调，必须同时从“享乐”与“实现”两个角度来审视体育消费与幸福感的关系。享乐幸福感强调快乐的体验，而实现幸福感则侧重于发挥个人的真正潜力。区分并探讨体育服务如何以不同方式影响这两种幸福感至关重要。其次，目前缺乏探讨“为慈善而跑”如何影响幸福感变化的研究。许多大众体育赛事（如伦敦马拉松、东京马拉松）都提供了慈善跑的选项。选择为慈善而跑的参与者可以通过捐款或筹款，在参与休闲体育的同时为慈善事业做贡献。社会心理学表明，慈善捐赠等亲社会行为会产生有助于个人幸福感的心理奖励。然而，慈善跑者与普通跑者在赛事体验和生活评价上有何不同，仍有待探索。明确这一差异将有助于鼓励更多人参与慈善跑，从而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

　　本研究的目的是检查参与者在体育赛事前后的幸福感变化，并对比慈善跑者与普通跑者之间的差异。本研究借鉴了“可持续幸福模型”，通过关注不同幸福感维度内个体的内部变化，对体育活动如何促进幸福感提供了更细致的理解。

　　幸福感是指最佳的心理功能和体验。解释体育消费与幸福感关系时，过去的文献多采用主观幸福感理论，但该理论未能区分客观生活环境与个人主动参与的“有意活动”。相比之下，“可持续幸福模型”指出，个人主动选择和投入的“有意活动”（如锻炼、亲社会行为）是提升幸福感最有希望的途径。鉴于体育消费和亲社会行为都需要刻意的选择和资源的投入，该模型为研究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结合了生活满意度和 PERMA 框架来评估参与者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代表了享乐幸福感最广泛使用的衡量方式。PERMA 提出了人类幸福和繁荣所必需的五个要素：积极情绪（感到快乐、积极和满足）；投入（被事物吸引或感到兴奋/感兴趣）；人际关系（感到被他人爱和支持）；意义（生活中的目标感和方向感）；以及成就（成就感和进步感）。

　　结合这两者，可以全面评估享乐幸福感与实现幸福感的多个维度。过去的证据表明，积极的赛事体验（如长跑）能刺激生活满意度的短期提升，并带来目标达成的成就感。而慈善捐赠作为一种亲社会行为，已被证实能满足个人的基本心理需求，进而比一般的享乐行为更能增强“实现幸福感”。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本研究在2024年冰岛雷克雅未克马拉松比赛中进行。该赛事吸引了14646名参与者，最终跑者们为169个不同的慈善机构筹集了超过2.5亿冰岛克朗（约174万欧元）。在赛前和赛后，我们向参赛者发布了调查问卷，清理数据后，最终样本包括180名参与者。

　　关于假设1a-f，结果表明赛事参与对增加积极情绪和增加成就感有显著影响，支持假设1b和1f。赛事参与对生活满意度、投入度、人际关系和意义感的变化没有影响。因此，假设1a、1c、1d和1e未得到支持。关于假设2a-f，赛事参与和为慈善而跑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投入度有显著影响，表明慈善跑步者赛后投入度增加，而非慈善跑步者则没有，支持假设2c。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人际关系、意义感和成就感均未发现显著的交互作用，因此，假设2a、2b、2d、2e 和2f未得到支持。幸福感指标的估计边际均值从赛前到赛后的变化如图1所示。

　　本研究揭示了一种细微的幸福感变化模式：体育赛事参与及其与慈善元素的互动，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针对特定维度的，而不是全方位的统一提升。

　　与可持续幸福模型一致，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体育赛事参与可以作为一种增强幸福感的“有意活动”。具体而言，参与跑步赛事使得跑者的积极情绪和成就感显著增加，但在生活满意度、投入度、人际关系或意义感方面并未观察到显著变化。

　　从“享乐”的角度来看，积极情绪的增加与先前的研究相吻合。不过，这种效应的幅度较小，表明赛事参与虽然能提升积极情绪，但影响可能是适度且短暂的。从“实现”的角度来看，赛事对成就感产生了相对较强的影响。这印证了成就感是跑步及参赛的重要益处这一观点。由于完成比赛通常需要持续的训练和个人承诺，这直接强化了跑者的能力感和进步感，而这些正是实现幸福感的核心要素。相比之下，赛事参与并未显著影响投入度，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样本中包含许多休闲跑者和新手，他们的整体参与程度相对较低。此外，赛事也没有影响人际关系。尽管先前的研究认为体育赛事为人们提供了社交和结识新朋友的机会，但 PERMA 框架中的“人际关系”更侧重于感受到他人的爱与支持，这通常需要通过长期、深层次的联系来建立，而非一次性赛事互动所能达成。最后，赛事参与也没有影响意义感。与生活满意度类似，人生的意义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稳定，很难因单一的短期事件而发生改变。

　　除了赛事本身的影响，本研究还检验了“为慈善而跑”是否能通过增加亲社会目的，进一步放大这种幸福感效应。结果显示，在赛后的一项实现幸福感指标，投入度（即感到兴奋和对事物感兴趣）上，慈善跑者有所增加，而普通跑者则没有。慈善元素的加入可能提高了跑者在活动期间的注意力和内在兴趣，从而促进了更深层次的投入。当然，由于效应幅度较小，尽管存在可靠的统计差异，但在赛事的整体背景下，投入度变化的实际意义相对有限。

　　在人际关系、意义感和成就感方面，均未观察到显著的组间交互作用。正如前文所述，深层的人际关系需要时间沉淀，因此无论是慈善跑者还是普通跑者，都不太可能在此项上出现显著变化。在“意义感”上，慈善与非慈善跑者的平均值变化确实呈现出不同趋势，但差异并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虽然以往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与生活意义感相关，但这种关系可能会受到个人投入的金钱与时间多少的调节；况且意义感本身较为稳定，不易因单次赛事产生大幅波动。而在成就感方面，缺乏与慈善相关的差异恰恰说明：完成赛事带来的成就感主要是所有完赛者共享的，不论是否带有慈善目的。

　　最后，尽管大量研究证实了慈善捐赠对“享乐”有益，但赛事与慈善的互动并未对享乐幸福感指标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筹款活动通常在赛前就已完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赛后测量时的影响。两组跑者的生活满意度均无显著变化，这也再次印证了生活满意度具有长期稳定性的观点。

　　总体而言，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为体育管理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本研究将“可持续幸福模型”扩展到了变革性体育服务研究中。结果表明，体育参与主要通过情感刺激（积极情绪）和目标满足（成就感）来影响幸福感，而慈善参与则进一步强化了投入度。这证明了不同类型的“有意活动”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特定的维度，从而完善了该模型在体育语境下的应用。其次，本研究提供了纵向证据，揭示了赛事参与和慈善跑如何跨越“享乐”与“实现”两大维度影响幸福感。结果表明，益处主要集中在情感和目标相关领域，而其他维度保持稳定。这使我们对大众体育赛事的心理价值有了更精准的认识：它们主要带来短期的情绪提升和成就感，而非全面提高个人的整体幸福感。第三，通过整合生活满意度与PERMA框架，本研究为探讨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测量提供了新视角。每个PERMA元素都具有内在价值并可独立测量，本研究证实了不同的幸福感维度对体育参与的敏感度各不相同，强调了在实证研究中应将它们视为独立的结果变量来对待。

　　研究结果也为体育赛事组织者和慈善伙伴提供了几点实践启示。首先，关注赛事的幸福感收益正成为许多地方政府体育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本研究证明体育赛事能促进参与者的积极情绪和成就感，赛事组织者可借此证据，通过强调赛事带来积极体验的潜力来申请公共资金支持。鉴于“成就感”是参赛最重要的益处，组织者应在赛事设计中进一步强化这一体验，例如设置清晰的里程碑、提供个性化的表现反馈，以及给予极具仪式感的完赛认可。其次，提供慈善选项可以切实提高跑者的赛事投入度。赛事组织者和慈善机构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清晰地向跑者传达他们的努力如何转化为切实的社会成果（如筹集了多少资金、支持了哪些受益人）。结合感人的故事讲述、筹款进度追踪以及赛后影响报告，将进一步激发慈善跑者的投入感。最后，本研究揭示的复杂结果表明，组织者不应盲目假设“只要办赛就能全方位提升跑者的幸福感”。相反，应当根据具体的赛事目标和不同跑者的心理诉求，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策略，以促进特定的心理收益。